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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树人灭了张献忠，如此泼天大功该如何赏赐？
这个问题，本来看似就不是问题，答桉早已是现成的了：
三年前，崇祯在太庙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，就盟誓过，大明文武，杀张献忠者封公爵。
如果是流贼内部的人反水杀了张献忠，就算不封公爵，也要给别的爵位官职，并尽赦前罪。
更进一步，如果那人是在穷途末路的境地下，反水杀张献忠，可以不给官爵，但至少要赦免前罪。
现在朱树人完美符合盟誓的第一种情况，就是大明自己的文武臣僚勤于王事，立此大功，给个公爵还不是应该的？
然而，大明的情况，跟三年前也是今非昔比了。事到临头，崇祯陷入了深深的忧患，他唯恐一次性把封赏给足后，无法再好好驾驭朱树人，那可怎么办？
如果孙传庭如今还没死，崇祯的犹豫或许没那么大。他完全可以继续让孙传庭掌控北方战局，让朱树人掌控南方战局，南北分治。
谁要是敢恃功而傲，那天下人也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自然会支持另一个手握重兵实权的督抚，翦灭生出异心的那一个。再加上崇祯本人的帝王权威摆在那儿，随时可以搞平衡。
但偏偏朱树人在南边搞掉张献忠的同时，孙传庭却败给了李自成！
大明是绝对不许外人封王的，只有宗室可以封王，而且封王不封王，跟功劳从来都没什么关系，只看血统亲疏。
现在把公爵都给足了，下次再拿什么诱饵想让朱树人北上、他就得乖乖北上？
两个月前，黄台吉最后一次入关时，崇祯急调吴三桂、唐通、白广恩勤王，这三人就一个都没来，只是在自己的防区跟鞑子打防御战，
这三位悍将，最多只是明面上给皇帝回复奏折诉苦，说肯定会来，只是暂时被鞑子偏师拖住了，只要击退当面之敌就一定来。但诉苦了两个月，终究还是没来，崇祯也拿他们毫无办法。
思前想后，崇祯最后还是决定，找个借口，再牵制一下朱树人，以便更好地奴役对方为自己所用。
他便对张国维宣布：“按太庙盟誓，大明文武杀张献忠者，确该封以公爵。但朱树人此番，毕竟未竟全功，只是杀了首恶，没有尽灭其众。
张献忠余党孙可望还盘踞川西，未知是否有死灰复燃的能耐。所以，还是先升他的克虏伯爵位，为克虏侯。若是他能把孙可望一并剿灭，彻底肃清张逆残余，到时候自然升其鄂国公。
朕记得前宋岳武穆，便是被追封鄂王吧，岳武穆生前，也是由鄂州进襄阳，继而北伐中原。如今朱树人为湖广总督，同样起于黄、鄂，该当效法岳武穆，为大明尽忠。朕自然不会负他。
另外，若是孙可望一心求生，远遁深山，就算追不上孙可望，朕也一样会给他机会封鄂国公的——只要到时候他北上勤王，继续助朝廷平定闯贼，哪怕只是诛其首恶，不用尽灭党羽，朕一样封他鄂国公。”
崇祯原本是没必要跟臣下解释这么多的，主要是这次的事儿，涉及到三年前的太庙盟誓，才得找个台阶下。
被他这么一说，暂时扣着最后一步的国公不给，倒也算合理，因为朱树人确实还没彻底尽灭张献忠。崇祯还临时给朱树人另外指了一条路，留了一个口子，指望用这个口子来当诱饵，更好地继续利用。
张国维倒是觉得有点强词夺理，总觉得太庙盟誓不该权衡调整。但他稍微劝谏了一两句，崇祯便露出了不快的神色，
旁边的王承恩也很懂崇祯，他知道宦官不该干政，但是见皇帝被臣下挤兑，他就善意提醒了一句：“陛下要商议文官升赏，是否需要老奴帮陛下召周阁老一并商讨？”
如果是平时，王承恩说这句话，崇祯肯定会不开心的，但今天这个节骨眼上，王承恩这么有眼色，立刻让崇祯大喜，也就不计较了。
他立刻说道：“对，王大伴，你立刻派人宣周延儒觐见！”
王承恩很有分寸，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该如何封赏，对具体政务半句都不插嘴。他只说帮皇帝找相关的人，这就不逾越了。
张国维也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朱树人的功劳，确实该他这个兵部尚书来议，但朱树人是文官，不是武将，对其升赏，当然要吏部来过问，哪里轮得到兵部一站式包办？
文官升赏是吏部文选司的事儿，武将升赏才是兵部职方司的事儿。
功是功，升赏是升赏，在大明制度的框架下，定性和执行是分开的。
他也只好闭嘴，否则再多说一句，就属于越权了。
崇祯心情不错地等了一刻钟左右，周延儒就从六部值房被火速带到了文华殿，匆匆入内行礼觐见。
周延儒看上去同样比一年多前苍老了一些，黄台吉的再次入寇，李自成彻底占领陕西杀了孙传庭，这两件事情让这个内阁首辅对大明的前途，也更多了几分担忧。
他作为一切国政的总负责人，任何失利多多少少都会跟他有关，皇帝问责时也都会找他几句麻烦，搞得周延儒有点神经衰弱，头发都几乎彻底白了，只剩零星几根黑发夹杂其间。
而更让周延儒忧惧的是，他的得意门生兼左膀右臂之一、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，也在前几天，因为一些桉子，被崇祯投入诏狱查问了。
历史上，吴昌时大约是崇祯十六年冬天才被问斩的，下狱则要再早一两个月。如今这一切显然是提前了。
而提前的原因，说来倒也巧，竟是因为周延儒此前为了解救盟友陈新甲，想要捞人的过程中，得罪了坚持弹劾的御史言官们。
然后吴昌时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就被其中几个御史顺便提前弹劾了。
说他各种结交宦官、巨额贪渎，还对今年春闱中选的新进士们，在派官排职时收受了巨量的好处，谁给钱多就安排到没有战乱的地区当官，谁不给钱就派到流贼和鞑子战区当官云云。
实话实说，吴昌时做的这些事情，都是真的。甚至这背后，周延儒自己都捞了相当一部分。
只不过这种事情如果倒退几年，也罪不至死，不会如此大弄。只能说崇祯朝到了最后关头，什么事儿都开始冒出来了。
周延儒最近提心吊胆，根本不敢劝阻皇帝的决策，唯恐又惹一身骚。此刻崇祯跟他说了自己的决定，周延儒也犯不着为了朱树人的爵位而据理力争，便唯唯诺诺地说：
“陛下处置甚是合理，朱树人毕竟未竟全功，加之如此年轻，暂时不给公爵，也是为了他好，以免将来功高不赏。”
崇祯听了，也非常满意，就示意吏部回去之后好好拟一下具体说法，到时候给个章程。
后续流程又走了三五天，自不必提，到六月下旬，崇祯的封赏旨意和对湖广、四川文武的进一步指示，也都以旨意的形式正式下发。
由于李自成最近还在蛰伏休整，没暴露出更大的危险性，这次的旨意同样不用太加急，所以就按正常日行二百里左右的速度往西南送。
另外，除了给湖广和四川官员的旨意外，崇祯还搞了两件事情。
首先，就是议赏之后的次日，他就让宦官找了符合祭祀礼法的匣子，装了张献忠的人头和五百片肉，然后亲自去太庙祭祀了列祖列宗的牌位，算是还愿，展示他这个不肖子孙总算完成了给祖宗雪耻、帮祖宗安息的承诺。
他本人在京城太庙祭祀完之后，想了想，又咨询了一下礼部的官员，查漏补缺看看还有没有漏掉什么该做的。
礼部尚书绞尽脑汁想了一番后，还跟礼部各司专业官员核计了一下，于是又上报，说崇祯还应该派人去凤阳祖陵遗址（或者说重新修复后的凤阳祖陵）也祭祀一下。
考虑到皇帝本人不宜出京，这种事情又最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才能做，所以最好请一个跟皇帝血统比较近的藩王，代表皇帝去“谒陵”。
崇祯一想也有道理，毕竟六年前张献忠挖的就是凤阳祖陵，现在仇人授首，确实该去当地告诉一下祖宗的亡灵。
于是让礼部祠祭司查查藩王名录，找个封地离凤阳府比较近的藩王，最好血统也合适一些。
凤阳府作为中都所在，本地是不允许有藩王封到那儿的，所以最近的藩王，也得是跟凤阳府相邻的州府了。
礼部祠祭司查了之后，如实上报，说最近的是如今因战乱在合肥避难的福王朱由崧，和潞王朱常淓。
他们虽不是正经就藩于彼，至少目前正好离得近，皇帝只是需要一个藩王代劳谒陵，没必要纠结其正式封地。而福王、潞王的血统是与崇祯最相近的。
崇祯拿到这两个选项后，心里倒也清楚，堂兄朱由崧的血统，是比堂叔朱常淓更近一辈。
但他也知道三叔老福王当年跟他爹、光宗朱常洛之间争夺太子之位，那长达二十多年的恩怨。
崇祯内心当然不喜欢福王家的人，就一咬牙，把这个代天子谒陵的活儿，交给了朱常淓。
舍亲就疏肯定需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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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树人灭了张献忠，如此泼天大功该如何赏赐？
这个问题，本来看似就不是问题，答桉早已是现成的了：
三年前，崇祯在太庙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，就盟誓过，大明文武，杀张献忠者封公爵。
如果是流贼内部的人反水杀了张献忠，就算不封公爵，也要给别的爵位官职，并尽赦前罪。
更进一步，如果那人是在穷途末路的境地下，反水杀张献忠，可以不给官爵，但至少要赦免前罪。
现在朱树人完美符合盟誓的第一种情况，就是大明自己的文武臣僚勤于王事，立此大功，给个公爵还不是应该的？
然而，大明的情况，跟三年前也是今非昔比了。事到临头，崇祯陷入了深深的忧患，他唯恐一次性把封赏给足后，无法再好好驾驭朱树人，那可怎么办？
如果孙传庭如今还没死，崇祯的犹豫或许没那么大。他完全可以继续让孙传庭掌控北方战局，让朱树人掌控南方战局，南北分治。
谁要是敢恃功而傲，那天下人也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自然会支持另一个手握重兵实权的督抚，翦灭生出异心的那一个。再加上崇祯本人的帝王权威摆在那儿，随时可以搞平衡。
但偏偏朱树人在南边搞掉张献忠的同时，孙传庭却败给了李自成！
大明是绝对不许外人封王的，只有宗室可以封王，而且封王不封王，跟功劳从来都没什么关系，只看血统亲疏。
现在把公爵都给足了，下次再拿什么诱饵想让朱树人北上、他就得乖乖北上？
两个月前，黄台吉最后一次入关时，崇祯急调吴三桂、唐通、白广恩勤王，这三人就一个都没来，只是在自己的防区跟鞑子打防御战，
这三位悍将，最多只是明面上给皇帝回复奏折诉苦，说肯定会来，只是暂时被鞑子偏师拖住了，只要击退当面之敌就一定来。但诉苦了两个月，终究还是没来，崇祯也拿他们毫无办法。
思前想后，崇祯最后还是决定，找个借口，再牵制一下朱树人，以便更好地奴役对方为自己所用。
他便对张国维宣布：“按太庙盟誓，大明文武杀张献忠者，确该封以公爵。但朱树人此番，毕竟未竟全功，只是杀了首恶，没有尽灭其众。
张献忠余党孙可望还盘踞川西，未知是否有死灰复燃的能耐。所以，还是先升他的克虏伯爵位，为克虏侯。若是他能把孙可望一并剿灭，彻底肃清张逆残余，到时候自然升其鄂国公。
朕记得前宋岳武穆，便是被追封鄂王吧，岳武穆生前，也是由鄂州进襄阳，继而北伐中原。如今朱树人为湖广总督，同样起于黄、鄂，该当效法岳武穆，为大明尽忠。朕自然不会负他。
另外，若是孙可望一心求生，远遁深山，就算追不上孙可望，朕也一样会给他机会封鄂国公的——只要到时候他北上勤王，继续助朝廷平定闯贼，哪怕只是诛其首恶，不用尽灭党羽，朕一样封他鄂国公。”
崇祯原本是没必要跟臣下解释这么多的，主要是这次的事儿，涉及到三年前的太庙盟誓，才得找个台阶下。
被他这么一说，暂时扣着最后一步的国公不给，倒也算合理，因为朱树人确实还没彻底尽灭张献忠。崇祯还临时给朱树人另外指了一条路，留了一个口子，指望用这个口子来当诱饵，更好地继续利用。
张国维倒是觉得有点强词夺理，总觉得太庙盟誓不该权衡调整。但他稍微劝谏了一两句，崇祯便露出了不快的神色，
旁边的王承恩也很懂崇祯，他知道宦官不该干政，但是见皇帝被臣下挤兑，他就善意提醒了一句：“陛下要商议文官升赏，是否需要老奴帮陛下召周阁老一并商讨？”
如果是平时，王承恩说这句话，崇祯肯定会不开心的，但今天这个节骨眼上，王承恩这么有眼色，立刻让崇祯大喜，也就不计较了。
他立刻说道：“对，王大伴，你立刻派人宣周延儒觐见！”
王承恩很有分寸，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该如何封赏，对具体政务半句都不插嘴。他只说帮皇帝找相关的人，这就不逾越了。
张国维也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朱树人的功劳，确实该他这个兵部尚书来议，但朱树人是文官，不是武将，对其升赏，当然要吏部来过问，哪里轮得到兵部一站式包办？
文官升赏是吏部文选司的事儿，武将升赏才是兵部职方司的事儿。
功是功，升赏是升赏，在大明制度的框架下，定性和执行是分开的。
他也只好闭嘴，否则再多说一句，就属于越权了。
崇祯心情不错地等了一刻钟左右，周延儒就从六部值房被火速带到了文华殿，匆匆入内行礼觐见。
周延儒看上去同样比一年多前苍老了一些，黄台吉的再次入寇，李自成彻底占领陕西杀了孙传庭，这两件事情让这个内阁首辅对大明的前途，也更多了几分担忧。
他作为一切国政的总负责人，任何失利多多少少都会跟他有关，皇帝问责时也都会找他几句麻烦，搞得周延儒有点神经衰弱，头发都几乎彻底白了，只剩零星几根黑发夹杂其间。
而更让周延儒忧惧的是，他的得意门生兼左膀右臂之一、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，也在前几天，因为一些桉子，被崇祯投入诏狱查问了。
历史上，吴昌时大约是崇祯十六年冬天才被问斩的，下狱则要再早一两个月。如今这一切显然是提前了。
而提前的原因，说来倒也巧，竟是因为周延儒此前为了解救盟友陈新甲，想要捞人的过程中，得罪了坚持弹劾的御史言官们。
然后吴昌时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就被其中几个御史顺便提前弹劾了。
说他各种结交宦官、巨额贪渎，还对今年春闱中选的新进士们，在派官排职时收受了巨量的好处，谁给钱多就安排到没有战乱的地区当官，谁不给钱就派到流贼和鞑子战区当官云云。
实话实说，吴昌时做的这些事情，都是真的。甚至这背后，周延儒自己都捞了相当一部分。
只不过这种事情如果倒退几年，也罪不至死，不会如此大弄。只能说崇祯朝到了最后关头，什么事儿都开始冒出来了。
周延儒最近提心吊胆，根本不敢劝阻皇帝的决策，唯恐又惹一身骚。此刻崇祯跟他说了自己的决定，周延儒也犯不着为了朱树人的爵位而据理力争，便唯唯诺诺地说：
“陛下处置甚是合理，朱树人毕竟未竟全功，加之如此年轻，暂时不给公爵，也是为了他好，以免将来功高不赏。”
崇祯听了，也非常满意，就示意吏部回去之后好好拟一下具体说法，到时候给个章程。
后续流程又走了三五天，自不必提，到六月下旬，崇祯的封赏旨意和对湖广、四川文武的进一步指示，也都以旨意的形式正式下发。
由于李自成最近还在蛰伏休整，没暴露出更大的危险性，这次的旨意同样不用太加急，所以就按正常日行二百里左右的速度往西南送。
另外，除了给湖广和四川官员的旨意外，崇祯还搞了两件事情。
首先，就是议赏之后的次日，他就让宦官找了符合祭祀礼法的匣子，装了张献忠的人头和五百片肉，然后亲自去太庙祭祀了列祖列宗的牌位，算是还愿，展示他这个不肖子孙总算完成了给祖宗雪耻、帮祖宗安息的承诺。
他本人在京城太庙祭祀完之后，想了想，又咨询了一下礼部的官员，查漏补缺看看还有没有漏掉什么该做的。
礼部尚书绞尽脑汁想了一番后，还跟礼部各司专业官员核计了一下，于是又上报，说崇祯还应该派人去凤阳祖陵遗址（或者说重新修复后的凤阳祖陵）也祭祀一下。
考虑到皇帝本人不宜出京，这种事情又最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才能做，所以最好请一个跟皇帝血统比较近的藩王，代表皇帝去“谒陵”。
崇祯一想也有道理，毕竟六年前张献忠挖的就是凤阳祖陵，现在仇人授首，确实该去当地告诉一下祖宗的亡灵。
于是让礼部祠祭司查查藩王名录，找个封地离凤阳府比较近的藩王，最好血统也合适一些。
凤阳府作为中都所在，本地是不允许有藩王封到那儿的，所以最近的藩王，也得是跟凤阳府相邻的州府了。
礼部祠祭司查了之后，如实上报，说最近的是如今因战乱在合肥避难的福王朱由崧，和潞王朱常淓。
他们虽不是正经就藩于彼，至少目前正好离得近，皇帝只是需要一个藩王代劳谒陵，没必要纠结其正式封地。而福王、潞王的血统是与崇祯最相近的。
崇祯拿到这两个选项后，心里倒也清楚，堂兄朱由崧的血统，是比堂叔朱常淓更近一辈。
但他也知道三叔老福王当年跟他爹、光宗朱常洛之间争夺太子之位，那长达二十多年的恩怨。
崇祯内心当然不喜欢福王家的人，就一咬牙，把这个代天子谒陵的活儿，交给了朱常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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